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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數千年,禍害千萬人,這三類可怕的疾病怎么消失了?

2019-09-30  卜君心

    地方病是由生物地球化學因素、生產生活方式等原因導致的呈地方性發生的疾病。

    在我國,地方病重點地區與貧困地區高度重合。現在,諸多數據表明,我國地方病防治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轉變。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地方病防治史,就是一部民生改善史,將社會進步、健康提升的成果纖毫畢現。

    今天,庫叔帶來《瞭望》6篇地方病的專題報道。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發于2019年9月9日,標題為《70年,哪些地方病被連根拔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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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勝地方病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冉燃 實習生 吳悠

      孫殿軍從事地方病研究之初,頗覺此領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彼時,我國地方病病情重、危害大、分布廣,全國均不同程度存在地方病危害。

      他與地方病交手30多年后的今天,我國地方病總體得到控制,已經達到基本消除或持續消除的水平。孫殿軍笑稱:“我們這些'老地病’常開玩笑,說我們是自己的'掘墓人’。”

      以“掘墓人”為榮的孫殿軍,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主任。

      據孫殿軍介紹,地方病是由生物地球化學因素、生產生活方式等原因導致的呈地方性發生的疾病。我國的地方病大致分為三類: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等地球化學性疾病,血吸蟲病、包蟲病等自然疫源性疾病,以及大骨節病、克山病等原因未明性疾病。

      不少地方病在我國歷史久遠。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素問》,就曾提及疾病與水土、地理等的關系。晉代的嵇康也在《養生論》中留下“齒居晉而黃”的記載,被認為是對我國山西一帶地方性氟中毒導致的氟斑牙現象的較早記錄。

      人的努力,讓一些古老的地方病逐漸消弭,這讓孫殿軍十分驕傲:“地方病多發生在老少邊窮地區,是名副其實的'窮病’,地方病的防治既要拔病根,又要拔窮根。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地方病防治史,就是一部民生改善史,將社會進步、健康提升的成果纖毫畢現。”

      地方病的病根如何被連根拔起?

    發病之兇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北方克山病爆發,南方血吸蟲病蔓延。

      以血吸蟲病為例,大規模摸底調查顯示,該病流行地區遍及長江流域及其以南12省區市的373個縣市,累計查出患者1200多萬人。其中,有癥狀者約占40%。在重病區,骨瘦如柴、腹脹如鼓的晚期患者比比皆是,婦女不育、幼兒難長屢見不鮮,急性血吸蟲病導致的死亡更是大批發生,不少村莊因而人亡戶絕、田荒地蕪。

      血吸蟲病等地方病的猖獗引起中央高度關注。1949年10月,新中國剛剛成立,周恩來總理即召開政務院會議,商討防治措施,決定立即成立國家衛生防病領導機構——中央防疫委員會,全面開展防病工作。

      次年5月,衛生部設立全國衛生科學委員會,明確當時的醫藥衛生科研工作重點為除害滅病,并下設地方病、傳染病、職業病、營養和藥物5個委員會。

      另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了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還相繼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后者負責除血吸蟲病以外的其他地方病。

      中華醫學會地方病學分會前任主任委員、中國醫科大學教授孫貴范向《瞭望》新聞周刊評論說:“中共中央管具體的地方病,足見當時地方病對國計民生威脅之大,也足見國家防治力度之大。”

      中央調度領導之下,人民群眾被廣泛動員。1958年4月,江蘇結合積肥大搞滅螺和糞便、水源管理的運動,力求切斷血吸蟲病的傳播。當年的《新華半月刊》刊文稱:“將近20天時間,每天都有幾百萬群眾奮勇作戰,出現了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白天滿地人,黑夜滿地燈’的動人景象。”

      1958年中,毛澤東主席聞知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為害極廣的血吸蟲病,“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再度激發全國人民參與地方病防治的熱情。

      血吸蟲病防治的開展,使疫區生態面貌發生深刻變化。1959年各地調查結果表明,全國血吸蟲病疫區患者治愈率超過85%,死亡率降低到0.1‰,過去雜草叢生、釘螺密布的荒野變成良田沃土。

    防治向好

      血吸蟲病防治是我國地方病防治成就斐然的一個縮影。

      1981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和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

      1986年,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撤銷。地方病防治改由衛生部地方病局(后改稱衛生部全國地方病防治辦公室)負責。

      1998年,衛生部全國地方病防治辦公室撤銷,地方病防治劃歸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地方病與寄生蟲病控制處。

      “從中共中央到衛生部的一個局,再到衛生部的一個處,管理我們的部門級別越來越低,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地方病防治的效果越來越好。”孫貴范說。

      而在地方病防治管理機構的級別不斷下降的同時,地方病防治規劃卻沒有松懈。

      據本刊記者了解,我國最早的地方病防治規劃是1981年6月發布的《1982~1985年地方病防治規劃》。此后,《“七五”全國地方病防治規劃》《全國重點地方病防治規劃(2004~2010年)》《全國地方病防治“十二五”規劃》《“十三五”全國地方病防治規劃》《地方病防治專項三年攻堅行動方案(2018~2020年)》等陸續出臺。

      孫殿軍認為,連續的、每一時期制定的全國地方病防治規劃,是地方病防治工作的航標,這些規劃確保了政策的支持、資金的投入、技術的推廣和群眾的參與,也就為地方病防治成效提供了保障。

      地方病防治的關鍵在于阻斷病因,部門協作就顯得尤為重要。比如,碘缺乏病防治措施主要是合格碘鹽的生產和供應,需要鹽業、工信、質檢等部門配合;飲水型地方性氟砷中毒的防治措施主要是改換水源,離不開水利部門的傾力支持。數據顯示,2005~2015年,我國利用兩個五年規劃,徹底查明飲水型氟砷中毒的病區范圍、暴露程度及受威脅人口,并將飲水型氟砷中毒病區全部納入農村安全飲水工程規劃,國家投入安全飲水工程建設資金超過2000億元,由水利部門落實病區改水措施,解決了飲水型氟砷中毒病區的高氟高砷暴露問題。

      科研攻關對地方病的防治同樣助力巨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就曾多次組織聯合攻關和科學考察,如1979~1982年的陜西永壽大骨節病綜合考察、1984~1986年的云南楚雄州克山病重病區綜合考察、1987~1989年的長江三峽地區燃煤污染型氟中毒防治試點項目等。孫殿軍說:“這些聯合研究動輒調動數百人的優勢研究資源,對摸清相關疾病的流行特點、發病機制、防治對策、診斷治療等意義深遠。”

      在政府領導、部門協作、科研攻關和群眾參與的多方合力下,我國地方病防治工作穩步向好。

      據孫殿軍介紹,目前我國94.2%的縣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狀態,在全球采取食鹽加碘措施的128個國家和地區中處于領先水平;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區改爐改灶率達98.4%,93.6%的飲水型氟中毒病區完成降氟改水;燃煤污染型地方性砷中毒地區全部完成改爐改灶,飲水型砷中毒病區全部完成降砷改水;95.4%的大骨節病病區村達到消除標準;94.2%的克山病病區縣達到控制或消除標準。

      諸多數據表明,我國地方病防治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轉變。

    未有窮期

      盡管如此,防治并未有窮期。

      今年7月出臺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將傳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動列入15個重大行動,明確“地方病等問題不容忽視”。

      孫殿軍解釋說,地方病是一種環境病,而自然環境中導致地方病發生的因素和條件難以改變,如此一來,只要防治措施落實不到位或是倒退,地方病的病情就可能反彈。

      在孫殿軍看來,地方病防治的主要困難,還不在于防治措施的全面落實,而在于防治效果的鞏固。“一些病區的領導認為,地方病的病情達到控制水平就可以松口氣了,甚至認為地方病已經消滅了,于是防治工作弱化、資金削減、人員流失,這些都是由于對地方病防治的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足的后果。要知道,地方病的致病因素難以根除,必須依靠防治措施的持續落實、穩定運行才能發揮既定作用,一旦放松警惕,已經控制或消除的地方病就可能死灰復燃。”孫殿軍說。

      孫貴范另有一個擔心,就是地方病病區的健康教育尚不到位,使地方病防治成果顯得比較脆弱。

      孫貴范舉例說,我國飲水型氟砷中毒病區多屬老少邊窮地區,當地居民因教育水平較低、防病意識不強等原因,即便已實現改水,仍有百姓飲用高氟、高砷水。

      孫貴范的團隊在內蒙古包頭某村跟蹤將近20年。當年村里的一戶人家給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這家一共4口人,夫婦倆和一個兩三歲的小孩,還有孩子的爺爺。我們在村里調查時,發現這家的手壓井水砷濃度很高,一再交代這家人,井水含砷,砷是致癌物,不能再喝了,他們聽不懂。我又說井水有毒,孩子那么小就開始喝砒霜,將來怎么辦?他們還是似懂非懂。”

      孫貴范后來又到這個村調查。他發現,這家人專門買了瓶裝水給小孩喝,但兩口子和爺爺還是喝井水。“這家人告訴我,瓶裝水太貴,喝不起。”

      “十一五”期間,內蒙古投入巨資改水,把安全的自來水送到了這個村。孫貴范回憶說,“我本來以為村民喝高砷水的問題解決了,但我們調查發現,有些人在喝了自來水后,尿里的砷含量還是高,我們就很奇怪。后來村民說政府把水送到家里真是為我們老百姓好,但我自己家門口有現成的井水,喝自來水還要交喝水錢,我們交不起錢也不想交這筆錢。這樣的例子在我們當時的調查中并非孤例。”

      這些事例讓孫貴范反復咀嚼地方病和貧困之間的關系:“我們以前常說,拔窮根首先要拔病根,但現在來看,拔不了窮根也會影響拔病根,病根、窮根還是要一起拔、一起挖,把防病治病和脫貧致富結合起來。”

      在我國,地方病重點地區與貧困地區高度重合。資料顯示,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831個縣有碘缺乏病,584個縣有飲水型氟中毒、飲茶型地氟病、大骨節病、克山病等,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突出。

      孫殿軍說,某種意義上地方病是“窮病”,地方病的重病區基本分布在貧困、偏遠農村,往往越貧困的地方,地方病病情越重,“這意味著,地方病絕不單單是一個醫學問題,它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地方病的防治既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重大的民生工程。”

      從這個角度上,孫殿軍說“老地病”們從來都很有覺悟:“大伙兒都明白財神跟著瘟神走的道理,但我們'地病’人櫛風沐雨70年,不就是為了地方病能得到控制、全面消除地方病嗎?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還將繼續奮斗、不辱使命。”

      地病防治者念茲在茲,讓人們對地方病攻堅史感受深切——70年來,從新中國剛剛成立即集中力量防治地方病,到如今舉全國之力打贏脫貧攻堅戰,每一個時代的攻堅目標或與時調整,而這每一個目標,從未離開人民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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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病防治核心信息


    1.克山病:

      克山病是一種原因未明的地方性心肌病,全部發生在低硒地帶,多發人群為生育期婦女和兒童。其中,北方病區急型克山病以生育期婦女多發,南方病區亞急型克山病幾乎全部發生在兒童,特別以2~7歲幼兒多發。

      克山病與膳食營養關系密切,膳食結構單一、營養低下和低硒可使發病增加。

      克山病是可以預防的,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膳食結構,增加營養,減少發病誘因。大面積預防可投放硒鹽,小面積預防可投放硒片。

    2.大骨節病:

      大骨節病是一種地方性、多發性、變形性骨關節疾病。在我國分布范圍大,主要發生在黑、吉、遼、陜、晉等省。該病發病主要在兒童期,發病早期骨關節疼痛,手指彎曲或指末節下垂。

      大骨節病發病與居住環境易導致糧食中致病因子超常聚集、生活水平低下有密切關系。致病因子初步認定是真菌毒素和硒營養不良。

      大骨節病重在預防。

    3.碘缺乏病:

      碘缺乏病是由于外環境缺碘,造成人體碘攝入不足而發生的一系列疾病的總稱。

      我國大部分地區外環境(水、土壤等)幾乎都缺碘。外環境缺碘的現狀很難改變,如果停止補碘,人體內儲存的碘最多能維持2~3個月,故需長期堅持食用碘鹽。

      碘缺乏病可以預防,最簡便、安全、有效的預防方式是食用碘鹽。

    4.地方性氟中毒:

      地方性氟中毒簡稱地氟病,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人體通過飲水、空氣、食物、茶等介質攝入過量氟而導致的全身性慢性中毒病變。

      地氟病是一種地球化學性疾病,在我國大陸分布廣泛,主要流行于貴州、陜西、甘肅等省,一般分為3種類型,即飲水型、燃煤型和飲茶型。

      地方性氟中毒主要表現為氟斑牙和氟骨癥。氟斑牙表現為牙齒表面失去光澤、出現粉筆樣白色、黃色或棕色,嚴重者出現缺損。氟骨癥表現為骨關節疼痛、變形、功能障礙,嚴重者喪失勞動能力甚至癱瘓。

      目前尚無治療地方性氟中毒的特效藥物,主要依靠預防,減少機體對氟的攝入,改善生活條件,增強機體抵抗力。

      地氟病病區兒童應避免使用含氟牙膏。

    5.地方性砷中毒:

      地方性砷中毒簡稱地砷病,是居住在特定地理環境條件下的居民長期通過飲水、空氣、食物攝入或吸入過量的無機砷而引起的以皮膚色素脫失和(或)過度沉著、掌跖角化或癌變為主的全身性慢性中毒。

      地砷病是一種地球化學性疾病,該病病區(包括高砷區和潛在病區)在我國大陸分布廣泛,如內蒙古、山西等。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即飲水型和燃煤型。

      地砷病目前尚無治療的特異性有效藥物。治療原則一是驅砷治療,促進體內毒物排出;二是對癥綜合治療。

    6.血吸蟲病:

      血吸蟲病是由裂體吸蟲屬血吸蟲引起的一種慢性寄生蟲病,主要流行于亞、非、拉美的73個國家,患病人數約2億。血吸蟲病主要分兩種類型,一種是腸血吸蟲病,主要為曼氏血吸蟲和日本血吸蟲引起;另一種是尿路血吸蟲病,由埃及血吸蟲引起。我國主要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蟲病,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

    7.包蟲病:

      又稱棘球蚴病,是細粒棘球絳蟲的幼蟲感染人體所致的疾病。該病為人畜共患病。狗為終宿主,羊、牛是中間宿主;人因誤食蟲卵成為中間宿主而患包蟲病。我國包蟲病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新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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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江:勇克克山病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閆睿

      我國正在向基本消除克山病發起沖鋒。

      克山病是一種原因不明的以心肌病變為主的疾病,也稱地方性心肌病。上世紀30年代,該病在我國黑龍江省克山縣一帶發現并由此得名。

      克山病曾嚴重流行于我國黑龍江、吉林、內蒙古、甘肅、陜西、四川和云南等地區。

      該病與膳食營養關系密切,膳食結構單一、營養低下和低硒可使發病增加。

      克山病有急型、亞急型、慢型和潛在型4類。急型、亞急型病患搶救不及時會嚴重危及生命,慢型或潛在型也可能轉為急型發作。這使克山病成為一座大山,壓在百姓胸口,嚴重威脅公共健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圍繞搶救危重患者、加強病因研究、開展病情監測,全國上下對克山病開展了大量工作。

      設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克山病防治研究所(下稱克山病研究所),至今仍承擔著全國克山病防治監測、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等重要職責。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進這里,對話幾代克山病防治工作者,共憶那場沒有硝煙的防控戰爭。

    克山病猖獗30余年

      1935年深秋,一種不明原因的急死病,襲向黑龍江省克山縣及周邊7縣100余人。

      醫學資料記載,該病發病急、致死快,多發于生育期婦女和斷奶后學齡前兒童,患者多在發病當天或第二天死亡。

      1937年1月,該病被命名為克山病。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急型和亞急型克山病呈爆發之勢,患者病死率高達80%~90%,病區進一步向西南省份擴展,兒童發病明顯增多。據統計,歷史上我國克山病的發病區域,分布于從東北至西南16個省(區、市)的330個縣,病區鄉人口6191.7萬人。

      克山病一度成為人們聞之色變的“瘟神”。

      克山病的發病形勢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我國先后派出大批專家和醫務人員開展克山病救治,同時提出以“防寒、防煙、防潮,改良水質、改變飲食習慣、改善環境衛生、改善居住條件”為主的“三防四改”綜合預防措施。

      克山病研究所黨支部書記孫樹秋說,中國工程院院士于維漢就是在1953年臨危受命,加入黑龍江省克山病的調查研究,并為之奮斗終生。在克山病猖獗流行的30多年間,于維漢有28年春節都是在鄉下搶救病人中度過。

      在病區現場的觀察和積累、與患者的接觸和診療,使于維漢逐漸對克山病這道當時的醫學新課題有了破解的線索——1961年,于維漢指出克山病發病與單一膳食條件有關,是一種與營養因子有關的地方性心肌病。由此提出克山病營養性生物地球化學病因學說,并以此為基礎開展克山病防治,全國克山病病情初步得到緩解。

    對陣克山病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黑龍江省和全國克山病病情最為嚴重的時期,搶救急型發病患者成為首要任務。

      頭場雪、三九天、過小年,是北方克山病的高發期。

      “越冷,下鄉越頻繁。哪里艱苦,哪里就是防治的主戰場。”常同于維漢一起下鄉的克山病專家康保安告訴本刊記者,當時的北方鄉下,冬季氣溫動輒零下40攝氏度左右,室內最高溫度也只有十幾攝氏度。

      心寒尤甚天寒。面對克山病,于維漢等人早期也曾束手無策。

      康保安回憶說,早年,他同于維漢在基層救治患者時,未能挽回一名七八歲患病男孩的生命,男孩父親一時難以接受,猛然拍打男孩的臉想要喚醒男孩。“返回途中,我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維漢說,'父親打孩子的臉,就是打咱們的臉啊。’”

      據克山病研究所研究人員張立君介紹,于維漢曾應用樟腦注射療法、升壓藥物和注射冬眠藥物等辦法搶救急型克山病患者,但療效甚微。

      在反復比較、推敲、探索后,1958年,于維漢探索出亞冬眠結合適當補充葡萄糖注射液療法,就地搶救、守護急型克山病患者,收到良好效果。

      這年12月,于維漢在克山縣北合大隊把100毫升葡萄糖和一個劑量的冬眠1號注射到重癥克山病患者邢立民的靜脈,他的病情很快好轉。此后4個病例看到更好的效果。自此,于維漢提出并應用的亞冬眠和適當補液療法成為搶救治療急型克山病的通用療法,克山病防治出現重大突破。

      1960年,西安醫學院(現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教授王世臣提出大劑量維生素C靜脈注射療法,也收到顯效。

      黑龍江省地方病研究所進一步觀察到12.5%濃度的大劑量維生素C治療最優,1965年經黑龍江省廣泛試用見效后向全國推廣。

      這幾項防治成果的應用,使我國克山病的救治水平發生根本性轉變。急型克山病病死率驟然下降,由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45%左右逐漸控制到20%以內。

    張開病情監測大網

      在急型克山病的搶救收獲巨大成功之時,對克山病的研究并未停止。

      1984年初,北方克山病基本得到控制。于維漢帶隊進行云南楚雄克山病科學考察,以盡早攻克肆虐西南病區的小兒克山病。這次為期3年的重大科研項目,集合了國內7省市16家科研單位,最終明確克山病是一種線粒體心肌病,對克山病流行規律、環境特征和發病因素的認識更加深入,在發病機理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進入20世紀90年代,克山病防治工作側重以病情監測為主。克山病研究所陸續主持制定了克山病診斷、病區劃定和類型劃分、克山病監測等國家、行業標準。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主任孫殿軍說,從早期開展急型克山病患者搶救,到如今建立起全國性監測網絡,70年來,一批研究成果轉為防治實踐,克山病蔓延之勢很快得到控制,防治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當前,全面開展克山病病情常態監測,使防控更加精準,支撐我國向基本消除克山病發起沖鋒。

      孫樹秋說,從1990年開始的全國重病區監測結果顯示,全國絕大部分監測點已連續數年無急型、亞急型發病。截至2018年底,全國94.2%的克山病病區縣達到控制標準。

      今年5月,克山病研究所的一支防治隊伍,從四川省涼山州3個克山病歷史重病區走訪歸來。山路漫漫,這支防治隊伍10天里走村入戶,為當地每名患病百姓進行相關醫學檢查。結果顯示,這3個歷史重病區均已達到克山病的消除標準。

      曾參與克山病相關調查的克山病研究所研究人員馮紅旗說,克山病主要發生在經濟貧困地區,交通大多不便。他和同事曾前往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走訪調查,當時山路還很陡峭,大家帶著儀器設備人拉肩扛,很多年長的老師邊吃速效救心丸邊往上爬,一路上辣椒當菜、土豆當飯。“想想前輩們那么執著地堅守,大家都覺得眼前這點苦算不得啥。跟所里老師交流時,大家的共同感受是,國家重視地方病防治,我們能給老鄉服務好就是榮耀。”馮紅旗說。

      本刊記者在黑龍江省采訪獲悉,作為克山病歷史重病區,該省把克山病防治作為重大民生工程來抓,就克山病所涉及的防、控、治以及病患的脫貧工作進行部署。加大克山病病區精準扶貧、健康扶貧力度,創新救助方式、擴大覆蓋范圍。

      在與克山病打了多年交道后,80歲的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關振中益發感受到克山病得到控制后病區百姓的生活變化:“當年看到病區老百姓日子苦、健康差,我們跟著一起揪心;如今病區老百姓的生活在變好、身體也更健康,我們打心底里為他們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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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為消除“碘缺”而戰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潘瑩

      作為我國消除碘缺乏病最難攻克的堡壘之一,新疆已實現95%的縣(市、區)消除碘缺乏病的階段性目標。

      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環境碘缺乏造成機體碘營養不良所表現的一組疾病的總稱,包括地方性甲狀腺腫大(地甲病)、地方性克汀病(地克病)等。碘缺乏病影響人類健康,特別是會損傷兒童腦發育,讓兒童智力受損,是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我國有世界上已知范圍最大的水源性高碘地區,但仍是一個自然環境普遍缺碘的國家。既往調查表明,我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除上海外)均有不同程度的碘缺乏病流行。

      科學補碘益智,健康扶貧利民。新疆在防控碘缺乏病中做對了什么?

    “碘缺”之痛

      新疆“碘缺”的歷史十分久遠。

      早在清末,到過新疆的外國探險家斯坦因等人就注意到南疆居民的甲狀腺肥大。《馬達漢西域考察日記(1906~1908)》亦記載:“葉爾羌人開玩笑說,真正的葉爾羌人脖子上必須有一個瘤。”

      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疾控中心提供的資料,碘缺乏病病區主要分布在和田地區、喀什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蘇地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及吐魯番市等地。

      一般認為,環境缺碘是新疆碘缺乏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三山夾兩盆”的新疆遠離海洋,第四紀地層分布廣厚,水源補給基本靠冰川,因而土壤、水系的含碘量甚微,是嚴重缺碘地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疾控中心地病科科長張玲介紹,新疆境內水的含碘量一般為1~4微克/升,土壤含碘量一般為10微克/千克,屬于嚴重缺碘地區。這意味著,歷史上自古至今,碘缺乏病一直是新疆當地分布最廣、危害嚴重的地方病之一。

      醫務工作者在新疆部分重病區開展的調查顯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展碘缺乏病防治之前,新疆重病區居民的甲狀腺腫大率(俗稱大脖子病)超過80%,只能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智力低下者占居民總數的20%~30%,無勞動能力的地克病患者占居民總數的2%~5%。

      阿克蘇地區是新疆碘缺乏病重病區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阿克蘇地區拜城縣大宛其鄉的病情狀況十分嚴重,地甲病患病率高達70%,地克病患病率為13%,個別重病村的癡呆、聾啞患者占人群的1/6。

      阿克蘇地區拜城縣衛生監督所所長楊國平曾長期在該縣地病辦工作。他告訴本刊記者,十多年前,他們到各鄉村仍能見到不少老年人患有大脖子病,而且幾乎每個村都有幾戶因缺碘造成的智力障礙者。“入戶調查時,看到有的家庭有多個小孩都得了地克病,面容、手腳抽搐,無法行走,連家人都不認識,令人難過。”楊國平說。

    “土鹽”退出

      為防治碘缺乏病,新疆探索嘗試在碘缺乏病危害嚴重的地區,開展以普及碘鹽為主、其他補碘措施為輔的綜合防治工作,為消除“碘缺”不斷求索。

      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疾控中心介紹,新疆自上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采用食鹽加碘預防“碘缺”,同時輔助以碘片劑、土鹽水加碘、口服碘油丸、加碘茯磚茶等多項措施。

      據本刊記者了解,1985年,全疆已建立25個加碘鹽生產工廠,財政每年撥款30萬元用于生產碘鹽的補貼。至1989年底,全疆碘鹽普及率已達50%。

      1996年,新疆更把消除碘缺乏病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提高民族素質的重大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確定以普及食用加碘鹽為主要干預措施的預防控制碘缺乏病的防治策略。至2005年,食用加碘鹽已在南疆部分縣和北疆各主要鹽廠大批生產,覆蓋新疆70%的人口約1330萬人。

      就在新疆大力推廣碘鹽之時,南疆一些地區由于巖鹽、灘鹽資源豐富,居民極易自采自食,碘鹽的推廣和防治進程受到干擾。

      據楊國平介紹,拜城當地是山區,巖鹽含量大,很容易就能采挖到,因此,盡管政府一直大力推廣普及碘鹽,仍有不少農牧民沿襲傳統,食用這種不花錢的“土鹽”。

      十多年前,在南疆鄉村采訪時,本刊記者也能在老鄉家的灶臺旁見到“鹽葫蘆”——盛裝土鹽和水的混合液的葫蘆,在做飯需放鹽時,主婦們就澆灑這種土鹽和水的混合液體。

      為突破南疆推廣碘鹽的困難,新疆緊密結合“健康新疆”建設和“全民健康體檢”工程,通過電視、網絡等多個平臺,開展碘缺乏病防治知識宣講活動進校園、進社區、進鄉村,努力提高群眾防治知識知曉率。

      與此同時,新疆自2007年起,由自治區財政對碘缺乏病重點地區貧困農牧民食用加碘鹽實施價格補貼措施。截至目前,新疆共投入3.07億元,向農牧區免費發放了15.9萬噸碘鹽,3406.09萬人次從中受益。

      如今,南疆農牧民對碘缺乏病防病意識不斷提升,“鹽葫蘆”幾乎退出歷史舞臺。在和田地區墨玉縣普恰克其鄉,本刊記者看到麥麗凱薩依普·忙蘇爾家的廚房櫥柜里擺放的是政府發放的碘鹽。她說,過去不知道碘鹽的好處,大家都用土鹽泡過的水做飯、煮肉、烤馕,后來通過干部們組織一次次宣傳活動,她了解到缺碘會導致克汀病、大脖子病,還會導致小孩子天生智力缺陷,就使用加碘鹽了。

      另據本刊記者了解,通過采取以食鹽加碘為主的綜合防控策略,開展碘缺乏病監測,重點人群應急補碘,落實碘鹽價格補貼政策,做好科學補碘知識宣傳等有效措施,新疆從2009年起合格碘鹽食用率保持在90%以上,居民碘營養維持在適宜水平,重病區范圍逐漸縮小,巨大型甲狀腺腫大已很難看到,碘缺乏病的流行強度及嚴重危害都大幅度降低,保持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的狀態。

      楊國平說,經過經年累月的宣傳,目前拜城縣碘缺乏病的防控效果不錯,拜城縣農牧民對碘缺乏病防治知曉率在95%以上,碘鹽使用率達98%以上。“作為全國重病區,可以說,拜城縣防治碘缺乏病的階段性目標已經完成。”

    消除“碘缺”,消除貧困

      南疆四地州既是新疆主要的碘缺乏病分布區,也是國家確定的“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之一。新疆提出到2020年底,實現持續鞏固和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的防治目標與脫貧攻堅任務同步完成的總目標。

      為確保全民健康奔小康,按期實現消除碘缺乏病規劃目標,新疆將碘缺乏病防治與健康扶貧緊密結合,納入《自治區健康扶貧三年攻堅實施方案(2018—2020年)》和《關于堅決完成南疆四地州深度貧困地區健康扶貧任務實施方案(2018—2020年)》。

      為做好相關工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健康委聯合相關部門印發《自治區地方病防治專項三年攻堅行動方案(2018—2020年)》,確定目標任務,提出具體措施,重點抓好碘缺乏病監測,重點人群應急補碘,做好科學補碘知識宣傳和督導評估等工作。

      在張玲看來,目前新疆的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但由于各縣(市)居民經濟、教育水平和防病意識不均衡,伽師縣、阿克陶縣、和田市、于田縣等部分縣(市)的孕婦群體還存在碘營養不足的問題,這4個縣(市)未能實現消除碘缺乏病的階段目標。

      自治區衛生健康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未來新疆將進一步明確新時期疾控工作的重點,把有效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作為脫貧攻堅的重點,突出重大傳染病防控和地方病防治工作重點,提升工作質量。繼續鞏固提高碘缺乏地方病防治工作成績,保持以食鹽加碘為主的綜合防控策略,為如期實現2020年讓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目標,提供有力、有效的健康扶貧醫療保障。

      新疆,將為消除碘缺乏病而繼續戰斗。

    5

    四川:高原滅蟲記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董小紅

      被稱為“蟲癌”的包蟲病,曾讓病區農牧民“談蟲色變”。

      包蟲病又稱棘球蚴病,是細粒棘球絳蟲的幼蟲感染人體所致的疾病。大致而言,包蟲卵及幼蟲寄生在土壤、地表水體及動物中,通過食物、水源、飛沙及與動物接觸進入人體。

      棘球絳蟲可在人體多部位寄生,進而損害包括肝、腦在內的人體多個器官和組織。若不及時治療,包蟲病的10年病死率可達94%。

      包蟲病主要流行于西藏、四川、甘肅、新疆、內蒙古等畜牧地區。作為全國包蟲病流行較重的省份之一,四川的包蟲病疫情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35個流行縣中32個為藏區縣,3個為藏區毗鄰縣。

      為遏制包蟲病在四川藏區的發病,近年,四川全面推進“管人、管犬、管社會、管環境”等綜合防治措施,包蟲病防治取得階段性成果。2018年底,全省目標人群篩查率達95.96%,其中,患者檢出率從2014年的0.13%下降到2018年的0.04%,全省免費藥物在治率達98.55%。

      為如期實現2020年基本控制包蟲病流行的目標任務,四川高原的包蟲病綜合防治攻堅戰正如火如荼。

    小手牽大手 健康宣傳成常態

      包蟲病是一種古老的人畜共患疾病。既有經驗表明,包蟲病的防治需以健康教育作為先導。

      “以前喜歡喝生水,現在不喝了。回家也要爸爸媽媽多洗手、不吃生肉,一家人要愛干凈,這樣不容易感染包蟲病。”11歲的小卓瑪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小卓瑪住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下稱甘孜州)石渠縣草原二村,家里以放牧為生。

      小卓瑪說,以前村里有人得了包蟲病,由于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危害,大家都很害怕,學校宣傳包蟲病防治知識后,她內心的恐懼逐漸減輕。

      小卓瑪所在的石渠縣,屬包蟲病重度流行區,當地農牧民曾飽受包蟲病之害,大家一度“談蟲色變”。

      2015年11月,轟轟烈烈的包蟲病綜合防治攻堅戰在石渠縣展開。

      “手指并攏相互揉搓,雙手交換……”在德榮瑪鄉中心小學洗手池邊,石渠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謝飛正在教小朋友“七步洗手法”。“對包蟲病,預防尤為重要,重點是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謝飛說。

      據本刊記者了解,德榮瑪鄉中心小學的孩子們每天要學跳“洗手舞”,學習“七步洗手法”,每周還要學包蟲病防治課程,老師還給他們留了家庭作業,回去教父母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石渠縣教育局有關負責人表示,現在學生們基本都會唱《包蟲病防治之歌》,全縣600多名教師也在持續學習包蟲病防控知識,下一步將加強小手牽大手活動,促進健康教育常態化。

      據國家統計局在甘孜州的調查,石渠縣包蟲病健康知識總體知曉率不斷上升,群眾對包蟲病綜合防治的支持度已經超過94%。

    查治“零支付” 治療不出州

      現患病人救治是包蟲病防控的重要一環。

      “壓在心上的石頭終于放下了。”在德榮瑪鄉衛生院,剛做完B超復查的牧民青美拉地臉上難掩喜悅之色。她拿著檢查結果單告訴本刊記者,她體內的包蟲病病灶已經得到有效控制。

      青美拉地回憶說,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她在全鄉拉網式篩查中查出患有包蟲病,隨即開始接受免費藥物治療。“剛開始知道自己得了病還很害怕,后來每天早晚按時服藥,每隔6個月來衛生院做B超復查,一分錢都不用花,醫生全程跟蹤我的病情,慢慢我也沒那么害怕了。”青美拉地說。

      本刊記者采訪獲悉,在國家支持下,當前四川對包蟲病流行區群眾全面開展免費篩查,并對確診患者進行免費藥物治療,手術費、交通費則通過醫保、項目補助等途徑解決,有效免除了包蟲病流行區患者的后顧之憂。

      此外,石渠縣還建立了包村干部、醫生與患病群眾之間的結對幫扶、病員隨訪管理制度,疾控機構創新運用虹膜、指紋、身份證復合識別技術開展人群篩查,做到篩查群眾身份、患病信息、病情隨訪“三固定”

      在村民達洛家,本刊記者看見達洛把醫生多尼給的驅蟲藥混入糌粑中,喂給自家的藏獒。達洛告訴記者,他非常感謝和支持政府的防治舉措,他的妻子因為包蟲病先后做過兩次手術。“國家投入了這么大的資金和人力,狗沒病了,我們也減少了得病的可能。”達洛說。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院長李為民介紹,自2014年起,針對包蟲病早期預防診斷、復雜疑難治療、治愈后指導的全過程,該院建立了華西——藏區“一網雙模”的包蟲病防控體系。目前,華西醫院已累計遠程培訓甘孜州醫務人員7萬余人次,遠程會診幾千例次。

      目前,甘孜州已有多名本地醫生能夠獨立完成半肝切除手術、肝包蟲病切除術等復雜手術,基本做到包蟲病治療無需出州。

    聯防聯控 編織防治“天網”

      包蟲病的防控策略離不開傳染源控制。

      “牧民們有直接飲用生水的習慣,喝了被污染的淺層地表水,容易感染包蟲病。打深水井能有效阻斷包蟲病的傳播渠道。”石渠縣水務局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

      據本刊記者了解,為解決安全飲水難題,包蟲病綜合防治攻堅戰開展以來,石渠縣打了幾百口深水井,井深35~70米,新建安全飲水點368個,基本實現了聚居點安全飲水全覆蓋,群眾喝上了放心干凈的水。

      本刊記者在格貢2村村口看到,一道半人高的綠色柵欄保護著一處泵房免受牲畜侵擾,里面是剛投入使用的一口包蟲病防治井,村民尼偉正拿著塑料桶,從防治井里接水,然后倒入身旁的洗衣機。“自從政府新修了這口深水井,附近20多戶村民的用水方便多了,也安全多了。”尼偉說。

      與此同時,為切斷“犬只”這個重要傳播源,甘孜州出臺《犬只規范管理辦法》,全州聯動開展犬只規范管理專項行動,確定每月10日為“犬驅蟲日”,招聘犬只驅蟲員,對轄區內家犬驅蟲和犬糞進行無害化深埋處理。截至目前,登記家犬驅蟲覆蓋率為100%。

      本刊記者在石渠縣看到,犬只的脖子上都系有一個“身份證”——一塊有芯片的小牌子,不僅能識別犬只身份,還能進行定位,方便管理。

      “以前來石渠,街邊到處是流浪狗,還有點擔心,現在街邊基本看不到流浪狗了,每家每戶也把狗管理了起來,我們放心多了。”一位從成都來石渠游玩的游客告訴本刊記者。

      按照全省藏區綜合防治工作方案,圍繞現患病人救治和傳染源控制兩大任務,四川正在以“管人、管犬、管社會、管環境”為抓手,整體推進全省包蟲病綜合防治,確保如期實現2020年基本控制包蟲病流行的目標任務。

      四川高原的“滅蟲”記何時大功告成?本刊將持續觀察。

    6

    江西余江:“瘟神”遠去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高皓亮 林浩 袁慧晶

      血吸蟲病是新中國遭遇的一個重要地方病,也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1955年冬,毛澤東同志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

      1958年6月,江西余江在全國取得第一個以縣為單位根除血吸蟲病的偉大勝利,在全國血吸蟲病防治戰線插上了“第一面紅旗”。毛澤東同志看到報道后欣然命筆,寫下名篇《七律二首·送瘟神》。

      70年后,《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重走余江看到,這片插上血防“第一面紅旗”的土地,不僅送走了肆虐數百年的“瘟神”,更在新的疫情面前繼續弘揚血防精神,將新的血防策略推向全國。

    一項30余年無人領走的獎勵

      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中國血防紀念館內,86歲的鄧梅女有時會來這里,看一張60多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面黃肌瘦,最顯眼的是高高鼓起的肚子。

      20世紀50年代,鄧梅女所在的原余江縣血吸蟲病十分猖獗。1956年初,余江首創“開新填舊、裁彎取直、土埋滅螺”辦法,探索出山丘型流行區結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消滅釘螺的防治經驗。

      1958年6月,余江縣率先根除血吸蟲病的奇跡經新華社報道后聞名于世。余江的血吸蟲病防治經驗也由此成為全國的樣板。

      在當時的余江縣倪桂鄉西坂農業社里,新華社記者劉光輝采訪了從“瘟神”手中搶救過來的女社員鄧梅女。當時這個不到30歲、臉上黑里透紅的農村婦女手上抱著嬰兒,高興而激動地向劉光輝講述了她的家庭變化:人長胖了,肚子變小了,走起路來輕快方便,參加勞動有了勁,隨著生活的改善,家庭里開始有說有笑了。

      “男不長、女不育”是血吸蟲病當時給人們帶來的最大威脅。鄧梅女懷中抱的嬰兒是她的大兒子金品堂,因為治好了血吸蟲病,她成為疫區第一位懷孕生子的既往血吸蟲病患者。

      60多年后,《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余江區鄧埠鎮西畈港邊村再訪鄧梅女一家,曾經生活在“瘟神”肆虐、生不出孩子恐懼之下的老人,現已是一個四世同堂大家族的長者。

      曾經的疫區——余江平定鄉藍田村,如今綠蔭聯排掩路,水稻隨風搖曳,老人們倚著樹蔭納涼聊天,孩子們繞著巷弄嬉笑打鬧。

      79歲的藍田村村民吳振才精神矍鑠,硬朗的身體讓人察覺不到他曾深受血吸蟲病困擾。回憶起那段往事,吳振才眼睛里有揮之不去的憂傷:“當年,田地里長滿了野草,房屋塌陷破敗。同村不少村民患有血吸蟲病,大都面黃肌瘦,肚大如鼓。”

      歲至古稀的藍田村村民宋接富對當年的記憶還有饑餓:“得了病種不了田,懷疑有血吸蟲的田也不敢種,一畝能收個幾十公斤糧食就不錯了。”

      從“瘟神”手中獲救重生的人們,把血防當成終身事業。自1958年起,余江組織大批黨員干部投身到鞏固血防一線,組建起了100多支查螺服務隊伍,這些隊伍或行走在田間地頭、深入水塘溝渠查螺排螺;或上門入戶宣傳防病滅蟲知識……黨旗飄飄,作為黨員“查螺標兵”,鄧梅女就是其中一員。

      “'瘟神’不會再來了。”鄧梅女老人篤定的回答背后,有一項30余年無人領走的獎勵——1986年,原余江縣政府發出第一個查螺獎勵通告,凡在本縣境內發現釘螺者,獎勵人民幣30元,2004年獎勵標準提高到每只300元,2017年7月又將獎勵標準提高到1200元,至今無人來申領。

    “征兵先進”背后的公共健康水平

      讓余江人驕傲的不止血防“第一面紅旗”,還有連續60年輸送高素質兵員這面征兵先進“紅旗”。而能持續輸送高素質兵員,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該地區公共健康水平。

      自1958年消滅血吸蟲病后,余江60年間已累計向部隊輸送合格兵員10993名。即使是在全國征兵形勢嚴峻的年份,當地報名參軍人數也遠超任務數,好中選優并無壓力。在這片土地上,“連送四子入伍”“一家四代從軍”“承兄遺志報國”“連續六年應征”等事跡廣為流傳。

      平定鄉曾是血吸蟲病肆虐的重災區,從平定鄉藍田村委會竹院張家村走出的張國棟,1958年9月報名參加飛行學員的選拔,作為一名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血吸蟲病治愈者,老師和同學們都擔心過不了體檢關,然而,經過在學校、在地區、在省里等地的嚴格連環體檢,他在眾多應檢的同學中脫穎而出被招收為空軍飛行員。

      如今平定鄉雙魚村村民萬殿清膝下的4個兒子全部活躍于軍營。老人告訴記者,是黨領導人民興修水利、消滅血吸蟲病,疫區群眾才得以身體健康、生活幸福,讓孩子們參軍衛國,這才對得起黨和政府。

      從血防重災區到征兵先進村,這樣的變化在余江并不少見。鄧埠鎮西坂村曾是血吸蟲肆虐的重災區,當年全村近一半人口感染血吸蟲病,村民鄧發亮的兄妹都因之離世,他在黨的關心下治愈了血吸蟲病。為回報黨恩,鄧發亮積極鼓勵支持后一輩參軍報國、練好本領,2018年他的孫子報名參軍應征入伍,圓了他多年的心愿。

      60年來,西坂村先后有206名青年投身軍營。“連續兩年村里送的新兵都是大學生,高中生已經沒有競爭力了。”民兵營營長鄧仟林說,每年村里只有兩三個征兵任務,但報名的有二三十人。今年征兵季還沒到,剛參加完高考的兒子和班里兩個同學已經向他表達了參軍意愿。

      當兵為報恩,這是血吸蟲病疫區群眾獲得重生后對黨和國家樸素而真摯的情感,折射出“瘟神”送走之后,廣大群眾切切實實獲得的健康。

    從田間水里到田埂上的一躍

      鄧梅女的孫子金勇經營著一家農藥店,除了銷售農藥,還幫人噴灑農藥。和奶奶當年腳踩泥水勞作不同,如今的金勇只需站在田埂上,即可操作無人機噴灑農藥。

      對血吸蟲病疫區而言,從田間水里到田埂上的一躍,是血吸蟲病防治的關鍵一步。

      余江的這一躍,與血吸蟲病疫情的變化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江西省一些地方尤其是鄱陽湖地區血吸蟲病疫情出現回升。

      血吸蟲病的防治策略也隨之調整——2005年,江西省實施耕牛淘汰、以機代牛、封洲禁牧、改水改廁、草洲開發利用、產業結構調整等控制傳染源措施,成功探索了以控制傳染源為主的綜合防治策略。2006年,在余江召開的全國血防會上,這一綜合防治策略被確立為新的血防策略,向全國推廣。

      從2015年開始,余江加強農業發展現代化、基礎設施標準化、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村治理規范化等工作。在平定鄉藍田村,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的實施,使村內“田成方,渠成網”,已成為余江重要的血防文化游覽區、鄉村振興的典型區。

      余江人民不僅送走了“瘟神”,更把“財神”請進了家門。宋接富說,村里環境秀美,道路通暢,鄉村旅游日漸紅火,他正盤算著把自家的小洋樓改造成民宿。“每年都有固定的收入,用錢的地方不多,生病住院有報銷,小病治療就在家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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