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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想象的共同體

原創
2019-05-28  卡桑德拉...

近代至今,世界上的所有人幾乎都被納入一種身份歸類,就像性別、籍貫一樣,這個身份就是民族。現在的民族歸屬是不可或缺的身份認同,以至于幾乎所有民族都稱自己為古老的,但事實上民族概念的誕生相當晚近,“中華民族”這個名詞誕生自近代梁啟超的筆下,在此之前中國人一般認同的是大清子民、某派、某家族或者某地。世界范圍來看,民族主義的出現都非常晚近。歐洲的猶太人、日耳曼人、吉普賽人,非洲的摩爾人,阿拉伯半島的貝多英人,這些概念雖然久遠,但也不是現代意義所稱之的民族。在美洲民族主義降生于18世紀至19世紀,在西歐民族主義以歐洲王室的“官方民族主義”現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亞非殖民的涌現的民族主義,而現代大多數民族主義國家的建立不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也就是說在1946年之前,相當多數我們稱為某某民族的國家或者還都不存在。

關于民族主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成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什么是共同體?共同體就是你生活在其中的,并且認同自己屬于其中一員的,同時認可自己應該遵守其規則和享有其權利的人組成的集體。我們都生活在各式各樣的共同體中,你的學校、你的公司、你的國家、你參加的釣魚協會都是共同體。當你參加同學會、老鄉會、戰友聚會時,正是某種共同體在起作用。你們是某學校某班級的同窗,或者你們是某部隊某期的戰友,這種共同體看不見摸不著,它不是教室,不是課桌,不是操場,也不是營地,這些具體的物理意義上的實體都代表不了共同體,但是你這一生都會記得,你們同屬于某一個學校的班級,或者同屬于某一只部隊的成員,這種身份認同的歸屬感就來自于想象和記憶中的共同體。

從世界范圍內看(讓我們必須拋開中國而不談,因為中國對于世界來說太過于特殊)在人類歷史中有兩種文化體系最為重要——宗教與王朝,它們所造就的共同體構成了人類文明史的絕大部分時期。

很少有什么文化或者影響會比世界上幾個主要的宗教所涵蓋的地域更加廣闊。西亞、北非到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區域,歐洲、北美到澳大利亞的基督教區域,南到斯里蘭卡北到朝鮮的佛教區域。宗教之所以能夠構成共同體的根據,主要得益于人本身對本體論的渴求,傳統的宗教世界觀有一個偉大的價值,那就是對世界、人以及生命的關心,尤其是對各種人類苦難的回應和解釋,這也是宗教得以延續千年的根本原因。看破紅塵,皈依佛門,其本質就像受傷的動物躲回自己安全的巢穴。同時宗教思想以不同的方式——煉獄、地獄、輪回等——將宿命轉換為生命的連續,從而造就了隱晦的不朽。宗教的另一個特征是神圣文字,基督教的拉丁文,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文,以及希臘文、希伯來文。就像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雖然彼此都不懂的對方的語言,但卻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字,伊斯蘭教通過古典阿拉伯文書寫的神圣經典,創造了一個符號的共同體。

王朝曾經幾乎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政治體制(同樣的,讓我們暫時先忘記中國),王朝君權的合法性源于神授,所有事物以君權為中心環繞四周并向外輻射,這種政治組織與現代國家有根本的區別,現代國家有明確的國土與國界,國界內每一寸土地都是一致與等價的,但是王朝國家是以中心來界定的,很少有明確的國界。如果說現代世界地圖像是一個個有著明確國界線的主權國家的拼圖畫,那么古代世界地圖就像一幅散落在畫布上的一顆顆類似珍珠點綴的王朝中心。王朝的統治疆域經常會隨著征服戰爭或者政治聯姻發生變化,多種多樣的民眾因此被聚合在同一中心之下。例如諾曼家族的疆域是包括英格蘭島嶼和法蘭西諾曼底在內的廣大領地,理論上來說,征服者威廉的子孫既是與法王平起平坐的英格蘭國王,同時又因為是諾曼底領主而在法理上效忠于法王。再比如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他的頭銜——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所以他是皇帝,但是他又同時擁有著包括奧地利皇帝、波西米亞國王、奧地利大公、洛林公爵等等不少于50個頭銜。這每一個頭銜都是一個點或者一顆畫布上的珍珠。

始于1492年的“地理大發現”促成了文化多元論在歐洲興起,也促成了宗教以及宗教的神圣文字的沒落,工業革命與古騰堡印刷術的結合產生了資本印刷業,資本的逐利性帶來以方言為載體而不是拉丁文的印刷出版業的繁榮——拉丁文的閱讀群體實在不足以支撐這個行業的盈利需要,這也進一步使得神圣文字沒落。印刷業的資本化帶來三個影響,一是它在拉丁文之下,口語方言之上創造了一個統一的交流與傳播的領域。這個領域既不會像拉丁文因為難度而狹窄的受眾,也不會像雜蕪的無法交流的口語。二是印刷書籍的永恒形態無限復制的特性賦予了語言一種新的固定性,語言再不會因為手抄而帶來個人化的變動。三是印刷也創造了新的受眾廣泛的權力語言,對印刷方言有意識的操縱和強迫使用,帶來了受眾廣泛的語言基礎。以上三者為民族主義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出現帶來了可能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出現在歐洲裔海外移民。16世紀以來歐洲人大量移民美洲,西屬美洲到1800年時候的歐洲裔移民及其后裔已經超過300萬人,歐洲王朝首次面對這樣一個政治問題,即需要處理遠在歐洲之外的數目龐大的“歐洲同胞”問題。經濟上他們必須被放在從屬地位加以剝削,政治上他們又掌握著與母國一樣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手段,所以現代種族主義的思考方式盛行起來。耶穌會教士強烈反對接納歐洲裔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尤其是混血后裔。盧梭和赫德關于氣候和”生態”對文化和性格的影響的著作,造成一種極端的推論——海外移民因為出生自野蠻地區,所以本性就比其母國人低劣,所以他們不適合擔任高級公職。對這種來自母國的歧視和壓迫的反抗和印刷術整合下的海外移民的自我認同——例如“美洲人”,促成了一種新的共同體的誕生——民族主義。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以及1776年《獨立宣言》是其標志。

在歐洲本土,民族主義也因為印刷業的方言化顯示出端倪,于是出于行政的理由,歐洲王朝或快或慢的確定了某種方言作為國家語言。18世紀80年代,奧匈帝國將國家語言從拉丁文換成德文——因為即使哈布斯堡皇室成員甚至不說德語,但是他治下的每一個地區都有為數眾多的德語族群。到19世紀中葉歐洲所有君主都在使用某種方言作為國家語言,同時民族主義的理念在全歐洲迅速上升,君主制國家都悄悄轉向某種民族認同,羅曼諾夫王室變成了大俄羅斯人,漢諾威王室變成了英格蘭人,霍亨索倫王室變成了德國人,巴列維王室變成了伊朗人,以上種種塞頓華生稱之為“官方民族主義”,其代表是羅曼諾夫政權的“俄羅斯化”政策,以及東印度公司的“麥考利主義”。19世紀后期,羅曼諾夫王室將俄羅斯化政策作為王朝的政策,強制規定波羅的海各省的學校中俄語為教學語言。該政策意在推動一個“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成長,以及使得這個成長中的民族主義導向對沙皇的支持。1843年托馬斯麥考利執掌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共教育委員會,他公開宣稱:“一書架的好歐洲藏書可以抵得上全部的印度和阿拉伯文學的價值”,從而一個徹底的英國式教育體系被引進印度,這個政策意在將印度人在文化上同化為英國的人——雖然無法改變他們的膚色和血統,而麥考利主義也成為文化殖民主義的同義詞。

泰國的情況則更加特殊,朱拉隆功采取了一種勞動力引進的國策,他鼓勵大量年輕單身的外國男子到泰國建設港口、鐵路、運河以及擴大商業化的農業,這些引進的勞工大半來自中國,于是泰國在短期內造就了一個政治上一無所有的勞動階級。

所有“官方民族主義”的最初起源都是因為這樣一個原因,當一個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正在出現的時候,其統治者面臨將要從這個共同體之中被邊緣化的威脅時,所采取的一種防范性的策略。一般來說就是動用國家控制下的義務教育、宣傳活動、歷史重寫、軍事展示以及沒完沒了的再三確認王朝與民族本為一體。

民族主義是在人類以氏族、家族、派別、宗教、王朝、地域等為基礎構建共同體的另一次嘗試。人之所以繁榮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而這種合作的基礎就是某種共同體。當過去的共同體的基石不再存在以后,就必然吸引另一種方式將人凝聚為一個整體。民族主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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